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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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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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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未来(下)  

2009-03-10 14:08:05|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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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稳定事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银行对其应管理的风险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将这些失败归咎于“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指倾向于低估风险)、缺乏对“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从一家机构对其它机构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以及“不协调激励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对员工有利,对股东和纳税人不利)。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肯定“不会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尔所渴望的那样。市场将制定严酷(即便是暂时的)的纪律。监管也会加强。

不太明确的一点是,决策者是否将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将多功能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或者被迫缩减被视为规模太大或关联性过于紧密而不能破产的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人可能还会设想,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如果这样,将出现“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尔还要求工业要变得“更知足”。然而,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带来相反的结果:全球性工业下滑。此外,这正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许多行业正大声呼唤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体系被证明为功能紊乱,那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引导企业的方法呢?毕竟,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过去18个月的事件肯定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愚蠢之处。许多人会总结道,相对于让金融参与者或市场凌驾于公司之上,让公司管理者决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结果是,政府保护公司不受活跃股东袭击的意愿增强,这些股东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资者。随着有缺陷的金融业丧失其可信度,市场进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响。 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策略尤其如此。

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观经济共识一直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责任分离、让财政政策自动发挥作用、央行独立以及令货币政策转向针对通胀。但由于利率已接近零,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战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忽视资产价格的决定。

许多人辩称,接替沃尔克的格林斯潘为泡沫以及随后泡沫的破裂创造了条件。他曾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11月对这一理论重新进行评价时,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重申了这一传统看法,不过他流露出了一丝不自在。

科恩现在指出,“考虑到投机性繁荣与萧条(这可能要经历数年时间完成)对实体经济明显的重要性,在评估经济前景以及就伴随而来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进行讨论时,央行可能应努力长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须更进一步,要么通过货币政策,要么通过监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严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将造成远比这些更为广泛的影响。

记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吧。失业人数增至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彻底改变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这导致自由贸易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增强并令许多决策者转向进口替代,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英国央行(Bank of England)金融稳定事务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Andrew Haldane)指出了银行对其应管理的风险的理解有多么的少。他将这些失败归咎于“灾难短视”(disaster myopia,指倾向于低估风险)、缺乏对“网络外部性”(network externalities,从一家机构对其它机构的溢出效应)的认识以及“不协调激励措施”(misaligned incentives,对员工有利,对股东和纳税人不利)。

此次危机过后,我们肯定“不会那么自豪地看待金融,就像1925年邱吉尔所渴望的那样。市场将制定严酷(即便是暂时的)的纪律。监管也会加强。

不太明确的一点是,决策者是否将考虑结构性补救措施:将多功能商业银行业务与投行业务分离;或者被迫缩减被视为规模太大或关联性过于紧密而不能破产的机构的规模和复杂性。有人可能还会设想,随着政府发挥越来越大的主导作用,大量银行业活动将回归本国市场。如果这样,将出现“放松全球化”(de-globalisation)。

此外,邱吉尔还要求工业要变得“更知足”。然而,短期来看,金融体系的崩溃正带来相反的结果:全球性工业下滑。此外,这正蔓延到实体经济的所有重要领域,其中许多行业正大声呼唤援助。

然而,如果金融体系被证明为功能紊乱,那么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依赖股东价值最大化,作为引导企业的方法呢?毕竟,大多数股权掌握在金融机构手中。过去18个月的事件肯定证实了这一观点的愚蠢之处。许多人会总结道,相对于让金融参与者或市场凌驾于公司之上,让公司管理者决定公司的方向是更佳做法。

可能的结果是,政府保护公司不受活跃股东袭击的意愿增强,这些股东包括对冲基金、私人股本及其它投资者。随着有缺陷的金融业丧失其可信度,市场进程的合理性也受到影响。 自由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策略尤其如此。

货币政策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也很大。宏观经济共识一直支持货币和财政政策责任分离、让财政政策自动发挥作用、央行独立以及令货币政策转向针对通胀。但由于利率已接近零,货币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区别已消失。更根本的是挑战在制定货币政策过程中忽视资产价格的决定。

许多人辩称,接替沃尔克的格林斯潘为泡沫以及随后泡沫的破裂创造了条件。他曾主张,相对于及时发现泡沫并戳破它,在泡沫破裂后收拾残局更容易一些。在去年11月对这一理论重新进行评价时,美联储副主席唐纳德?科恩(Donald Kohn)重申了这一传统看法,不过他流露出了一丝不自在。

科恩现在指出,“考虑到投机性繁荣与萧条(这可能要经历数年时间完成)对实体经济明显的重要性,在评估经济前景以及就伴随而来的合理的政策利率道路进行讨论时,央行可能应努力长期保持警惕”。央行必须更进一步,要么通过货币政策,要么通过监管工具。

然而,巨大的金融危机,再加上严重的全球衰退(如果不是更糟糕的话),将造成远比这些更为广泛的影响。

记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所发生的事情吧。失业人数增至包括美国在内的重要国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彻底改变了长达半个世纪的资本主义以及政府的作用,甚至在自由主义民主国家。这导致自由贸易崩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可信度增强并令许多决策者转向进口替代,作为一项发展战略。

链接:本主义的未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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