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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

英国《金融时报》副主编、首席经济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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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需要新布雷顿森林体系  

2008-11-12 09:38:0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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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危机发展到现在,雄心勃勃的领导人已在呼吁制定一套“新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要嘲笑这种语言很容易。不过也容易看出,为什么这场危机竟会让人们从如此宏大的角度思考问题。

首先,世界经济兜了一圈之后又回到原地,过去就是、如今依然是世界主要金融强国的美国引发了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伴随着经济合作的失败、全球经济的瓦解和民族主义的复兴,并由此加剧了萧条。但是那场大萧条也促成了经济思想的革命。“再也没有下一次”,是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与会代表的目标。身陷自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表达出同样的心声。

其次,没有必要等到局势更为平静之时再重新思考。布雷顿森林会议是在1944年7月召开的,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还远未结束。如果他们能够将战争和重新设计全球经济同时并举,那么我们也能够同时应对危机和重新设计全球性机构。

第三,如今的全球金融体系已经机能失常。改革的风险在于如何维持带来了众多机遇的开放型世界经济。同样岌岌可危的是国家间的持久合作。面对惊恐、甚至是仇外的国内社会,没有什么比只关注本国事务的国家之间的有效合作更不可能实现。

最后,当前的危机出现在全球宏观经济——货币、利率和国际收支平衡——与全球金融——资本流、金融脆弱性和传染性——之间的交界处。合作的必要性依然存在。但正如世界银行(World Bank)行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在10月6日所说的那样:“我们必须实现多边主义和市场的现代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

那么,这该如何实现呢?我们必须从根本的挑战说起。

第一个挑战是,我们无法从持久拥有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国家获得政策支持。这是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在1944年担心的一个主要问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的问题是美国的盈余。今天则是美国和少数其它高收入国家家庭抵消中国、德国、日本和石油输出国产生的巨额经常账户盈余的能力土崩瓦解。盈余国家喜欢批评那些将自己希望获得的贷款都挥霍掉的国家。不过前者很快就会意识到,它们离不开后者的肆意挥霍。

第二个挑战是,为那些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资金流入可能“突然中止”的国家融资,因为银行和其它外币放贷机构会中断对大范围贷款者的融资,尤其是在新兴国家。许多新兴国家付出了巨大努力和高额成本,通过积累外汇储备来降低国家的脆弱程度(见图表)。截至今年8月,新兴国家的外汇储备总额已达5.5万亿美元,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提供的2600亿美元相形见绌。然而,自我保险效率不足,而且事实证明其分布过于失衡。

第三个挑战是提高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最重要的是,降低风险偏好大幅波动——从无论多么荒谬都提供融资,变成无论多么有价值也不提供融资——对金融体系的影响。此外,正如汇丰银行(HSBC)的简世勋(Stephen King)在英国《金融时报》经济学家专栏中指出的那样,当前各国政府强迫接受纾困的银行为国内贷款人提供融资的努力,必将影响到它们向新兴国家放贷。

最后一个挑战是,使全球性机构的框架结构变得比现在更为合理。布雷顿森林会议创建的机构——IMF和世界银行——都由西方国家占据支配地位:以IMF为例,在2007年5月,美国仍占有17.1%的缴费配额(缴费配额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表决权),欧盟占有32.4%。与此同时,中国仅占3.7%,印度1.9%。这完全不正常。同样不正常的是,由高收入国家组成的七国集团(G7)持续充当世界经济的协调组织,特别是其中3个国家——德国、法国和意大利——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货币。11月15日将在华盛顿召开峰会的20国集团(G20)看上去又过于庞大。佐利克建议成立14国集团(G14),在G7的基础上增加巴西、中国、印度、墨西哥、俄罗斯、沙特和南非。

有趣之处在于,除了一个例外,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与会者对这个议程会感到多么熟悉。如果得知世界已经让自由资本流动的妖怪逃出了瓶子,凯恩斯一定会惊恐万分。他会指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外部融资、为什么巨大的外汇储备得以积累、以及为什么金融危机再次蔓延至全球而不是局限于地方。他会补充道:“唉,一个理智的银行家不是能够预见并避开危险的银行家,而是在身败名裂时,能以常规正统的方式和他的同仁一起身败名裂,因此没有人能够真正指责他。”这样的银行家太多了。他必定又会接着说,这些资本不足、缺乏流动性的机构几乎就是金融业的定时炸弹(见图表)。

不过,我们可以做一些有用的事情来战胜这些挑战吗?改变全球格局肯定是可能的,实际上也是必要的,特别是为了应对不断改变的各国经济权重。同样必要的是为IMF提供更多金融资源,以支持其新的短期借贷工具。但是,如果相信IMF有一天能够为迫近的危机提供可靠预警,那无疑是过于乐观了。即便IMF做到这一点,那些事关紧要的国家采取行动予以回应的可能性也会更低。

银行是为国民经济提供必要服务的乏味公用事业,也是提供巨额押注机会的赌场。对于认为我们能切断银行两个角色间联系的看法,我并不乐观。银行家们已经获得了用纳税人资金进行赌博的许可。这是个绝妙的行当,也是一项我们似乎无法迫使它就范的业务。

不过我希望我是错的。我希望,通过建立能够推出激进有效方案的工作小组,G20峰会能够为严肃改革定下议程。因为现在很可能是有活力的开放世界经济的最后机会。我们首先必须安度危机,接下来我们必须大幅降低这种灾难性金融崩溃出现的可能性。如果我们不做,有谁来做?如果不是此时,更待何时?

译者/管婧

原文地址http://www.ftchinese.com/cpa_rde.php?ccode=2G080123&pageurl=story.php%3Fstoryid%3D001023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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